因为知道法家人物的名声太臭，后来的中国统治者大多遵循行法崇儒、阳儒阴法、儒法互补的政治路线。对法家的政治理论和制度设计，是只做不说。对儒家的理论则是只说不做。至于历史上的极个别统治者，公开地跳出来崇法贬儒，那只不过是其邪恶本性无耻流露的疯狂罢了！
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本来是在理念上完全不相容的两个思想体系，后来却被中国的皇权统治者强纽在一起，温柔敦厚，以教化为主要特色的牧师职能，由儒教担任；残暴严酷，以严刑峻法为主旨的刽子手角色，由法家充当，从而完成了专制统治的超稳定结构的构建。这种道统和法统充满着矛盾的结合，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奇怪现象，也是中国的许多矛盾现象之源。老庄因应自然的治国思想，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警告。对于儒法互补的治国方针已成定局的中国，无异于对牛弹琴。从此，这个大国就被翻来覆去的折腾，折腾成为一种历史机制，再也无有宁日。
董仲舒以后的儒教在不断地为皇权集权体制构建一个政治哲学、伦理道德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为儒教理论作出贡献的人物很多,诸如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他们之中也不乏品质卓异、人格高尚的学问家。但是由于儒教在思想上已占绝对统治地位，象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完全自由的学术讨论环境和氛围不复存在，在思想理论上的探讨陷入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体内循环局面；由于思想上是以承认一个巨大的神学化的专制体系为基础，所以他们思想上的努力结果,必然归根结底是为维护这个基础服务的，而内容也是以增强这个神学化专制系统的伦理道德色彩为主旨，结果是构建起了一个虚空道德体系。
伦理学应该是“一门使人类光荣的科学”。使人类光荣首先必须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人性人道的人文精神和人类关怀。而历代的封建儒教学说，构筑的伦理学框架。首先确立的秩序是“君臣父子”，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道德秩序。这些伦理道德标准的设置以漠视个人生命存在的价值、以抹煞生命需求为基础，本质上是反人性、反人类的。
在中国儒教的道德标准中，道德的理由要胜过敬畏，珍惜生命。直至现在，这种观念仍深刻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漠视生命，不能善待生命，仍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传统。
儒教的伦理道德观有意淡化了孔孟思想中的人性、人权思想。几乎完全抹煞了人作为“经济人”“生物人”“社会人”的基本属性。它使物欲成为一种罪恶，把“道德人”的属性拔高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步。
而这种伦理道德设计，致使社会多数成员并不从内心认同这种道德说教，也并不真正将其作为道德标准遵循，从而导致中国的伦理道德长期只是一种苍白、虚无的设置。这种历史现象导致以人性、人权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不起来。符合人性的伦理道德的缺失产生了一轮又一轮的心智迷失、道德沦丧时期的反复出现。
这也是中国的虚伪文化成为一种文化性存在的历史原因。中国新的伦理道德建设，在帝制复灭后，却仍然始终遵循着儒教伦理道德的思路，遵循着树立“道德人”，抹煞“经济人”、“生物人”“社会人”属性的思路。例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这种“道德人”的现代版。
儒教的这个道统体系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理由。最高的理由是“君权神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一段重要论述：“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侯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以上论述，可见君、臣、民的不同地位、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要求。对“君”的道德要求几乎是虚设的。因为“天”是虚的，而‘民’者瞑也，瞑即是翕目，就是瞎子，是几乎不需要考虑的。在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心目中，老百姓从来没有重要地位。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选票。严密的统治制度使老百姓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构成对统治的威胁。
儒教文化，赋予了皇帝这个自然人以足够的神性，不管是谁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圣人，就是全知全能的。至今还有许多中国人仍习惯性的把最高统治者看作是全知全能的。
正是这种儒教文化使中国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总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来看待宗教。他对宗教的推崇是有限度、有保留、具功利性的，内心深处缺乏对神灵上天的敬畏，更遑论足够的感激了。
这种最高统治者对神灵上苍缺乏敬畏感激的心理状态，导致了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缺乏对自我的约束，导致了狂妄暴虐不仁在许多皇帝身上的经常性爆发。
中国政治道德标准的多重性构成了人格的多重性。皇帝的政治道德和臣民的政治道德，儒教虽有所规范，但“民贵君轻”“仁政”从来只是幻想。官场的潜规则与儒教的明规则总是大相径庭。皇帝的不遵守政治道德的胡作非为，臣下会为其制造千百个理由。并会为其胡作非为造成的巨大恶果百般遮瞒，写历史时会“为尊者讳”。所以中国的历史也总是云遮雾罩。
就这样，由于儒教的努力，中国的专制制度成为一种由神话和谎言组成的巨大系统支撑着的制度，成为一种依靠暴政、暴力维持的制度。“天地君亲师”是儒教伦理等级的典型表述，而后来改为“天地国亲师”仍是儒教色彩浓厚的典型表述。将皇权改换成国家主义极权，其中偷换概念的玄机是不难参透的。
有人说：“西方人是以宗教为宗教，中国人是以文化为宗教。”以文化为宗教的深层次含意是：中国二千余年的儒教文化是将皇权体制作为一种宗教体制，将皇帝作为活的偶象崇拜，将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全面替代国教的地位，从而构筑了一个类宗教体系，打造出一个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国的统治者在二千余年间始终非常重视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这是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资源的根本原因。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应该是已经全面完成了政教分离的宗教，具备有维系社会道德和秩序的重要力量，（当然，不是唯一的力量）充当着人类精神家园的角色。而一个宗教资源缺乏的社会，就是一个如同废墟的社会生态系统，是残缺病态的系统。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培养健康的宗教资源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中华民族正是因为这种信仰方面的先天缺陷，导致总是有人不断用类宗教，用外来意识形态或用“文化”来对宗教进行偷换，从而达到打造类政教合一极权社会形态的目的，这就是中国人长期陷入信仰陷阱的真正原因。
近年来，中华大地上涌现出大量官方举办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化活动和文化工程。诸如祭孔、祭黄帝、炎帝、舜帝、大禹、建中华第一祖龙、刘邦巨象等等，不一而足。至今年（2008年）又拟斥资300多亿元在孔子故里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标志城由历史学界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充当概念方案的总负责人，该负责人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国家意志下的文化集成”，拟将标志城建设成国家的“文化副都”，建设成“中国孔子学院，世界孔子学院的总部”，而且“要有一系列跟建筑、跟设施相适应的活动，要制定一些仪式”。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以文化为宗教”的情结是何其顽固。
当下这种国家意志下大规模集成文化的行为已在全国各地大量发生，其时代背景是经济大发展、思想理论资源却面临枯竭的空壳化危机，而国家主义话语全面娱乐化又是一条明显通向腐朽淫糜时代的行之不远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大规模文化建设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可惜的是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意志下集成的“文化”，完全是按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逻辑演绎的，实现的是赤裸裸的国家意志，掏空的是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人文精神。在刻意制造的大量假文物中塞进去的是国家主义的精神内涵，被全面赋予了国家主义教化功能，实际上是以文化的名义走上意识形态大一统、精神信仰大一统的老路，这是反文化运动以文化大建设面目出现的一种极端形式，和上一轮以大规模毁灭文化遗产为表症的“文化大革命”同出一辙，完全与正常的政治改革与文化重建背道而驰。这是一条通过集成文化、整合文化回归文化专制的文化奴役之路；是一条通向精神奴役之路，将对中华民族的健康文化造成一轮新的巨大而深远的伤害！
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信仰来经营，让文化承担一种类宗教的功能，其实坚守的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权力拜物教文化，其目的就是维持中国社会始终的类政教合一社会形态，从而达到维持高度集权的大一统体制的目的，这就是当下大陆风起云涌地出现大量文化活动和文化工程的真实动因。
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之所以会成为人类最黑暗的社会形态，是因为它混淆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边界，使宗教权力成为超越一切的权力，从而使统治者利用精神控制实现了对被统治者的极端控制。它是神权政治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利用一种类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取代宗教的角色与地位，打造出的一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会比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更极端。在一定时期会更具蛊惑性、破坏性。例如马教这种政治神教所创立的类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就建立起高度极权的举国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在其方兴未艾之时会形成一种神形兼备人格化的国家意志，这是一种比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更极权的国家意志。这种国家意志对全体国民和统治者、最高统治者的整体劫持，使整个体制很难走上社会和谐之路。发展到末期，几乎必然走上全面的神形涣散的碎片化过程。这样的过程会给社会带来深刻的伤害，但是历史的一页终究将翻过去，“枯树前头万木春”的时期必将来临，到了那样的时期，要历史的悲剧不再发生，在宗教问题上从理论上予以厘清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需要信仰拯救的国家，长期的信仰错乱、信仰崩溃与信仰缺失的混乱局面必须有健康的宗教资源来填补。这不是创立新宗教的过程，而是将宗教回归定位的过程，需要有一批具有普世价值理念的高僧大德，这些高僧大德决不会依附屈从某种政治势力，会坚守自己信仰的健康纯洁性；坚守政教分离的原则，有道德、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有悲悯之心，怀大慈悲而身体力行。这样的高僧大德，才能成为拯救中华民族信仰的中坚力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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