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值得同情和肯定的造反派
造反派中有红卫兵，但就整体而言，造反派与红卫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开始时虽然他们都曾受到过毛主席的支持，但从他们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他们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们不同的结局，那是根本不同的。
前已述及，老红卫兵及其后来的“联动”，他们不但成了“保爹保妈派”而反对江青，尤其他们在前期的一系列胡作非为，成了对文化和文明的反动，成了“义和团”一样的打砸抢烧杀的可耻之徒，那是民族罪人干的勾当，与造反派是根本不能同一而语的。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情况虽不尽相同，但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则是可贵的。虽然他们都声称“忠于毛泽东思想”，他们的所为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他们自始至终表现出来的“反官僚、反独裁、反迫害、争人权、争民主”的革命精神是始终如一的，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一些人在文革的初期曾两次受到打压乃至抓捕关押，尤其是后来受到的镇压和屠杀，悲惨的遭遇是令人同情和痛心的。
在汉语词典里，对“造反”一词解析是：发动叛乱；采取反抗行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造反”一词历来是被统治者视为犯上作乱的代名词，是要杀头的。共产党是靠造反起家，但当它夺得政权后，“造反”一词也在他们的嘴上消失了。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后，“造反”一词却突然成了最时髦、最响亮的革命口号和行动的座佑铭，一时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响彻神州大地，从1966年的夏秋季节开始至1967年的全年，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往自己头上戴上“造反派”的桂冠，声称自己的行动是“造反有理”，自己一派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虽然在此期间这些造反派们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镇压，如文革初期一些人被单位领导、工作组和老红卫兵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翻天”，曾被抓捕和关押；1967年的2、3月间所谓“镇反”期间，一些造反派组织被砸，负责人被抓捕。但这两次镇压后来都得到了毛泽东和江青等为他们平反，使造反派们更坚定了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决心，更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之所以两次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其目的是为了把文革运动按他的意图深入下去，通过此举来更好地运动群众，以造成一种他所需要的政治环境，造成一种社会气氛，触及人们的灵魂来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和思想习惯，使他在位时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即使在自己死后也无人敢于反对他。他为造反派平反的举动确实一时间得到了造反派的称赞，誓死要捍卫他的思想和路线。然而到了1968年事情发生变化了。此时的毛泽东认为他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起来了，他信口开河地随便一句话就会被当作“最高、最新”指示号令全国，他的思想被吹捧成“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民都要“时时照办，句句照办”，人人都在祝福他“万岁”，“万寿无疆”，他也顺口一句“人民万岁”，使他飘飘然起来了。正是由于这样，他要丢掉造反派了，认为他们“走过头”了，特别是1968年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出后，紧接着毛泽东下令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造反派不吃香了，各地造反派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镇压，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大屠杀。到了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10月“四人帮”倒台，造反派又再次受到清算，一些人被抓、被判刑，当政者们更是开动宣传机器，把“流氓、地痞、打、砸、抢”等等罪名往造反派头上套，这前后的反差颇令人深思。
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功、过是非如何评说呢？这是文革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文革期间的造反派组织可以说是派系林立，名目繁多，一个组织大的可达数百上千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省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则可达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而小的则仅有数十人或者几个人乃至一人的，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战斗队”。当年的“造反总指挥”、“造反司令”就如同今天的“公司经理”、“董事长”一样随处可见，一个普通的百姓就可以成为“司令”、“总指挥”，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当权者此时见了就会点头哈腰，甚至献媚求饶，这似乎成了那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之一。
这些造反组织中的成员也是复杂的，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参加造反。有理想主义者，有文革初期受到过打击的人，也是“四清”中受过打压的人，还有长期以来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的，对现实和单位领导不满意的人，以及那些一心一意跟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人，还有随大流者，乃至趁火打劫者……等等。这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都汇集到造反派的队伍中来了。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洪流和最强音。
归纳起来，造反派中的人员组成，笔者认为可具体分为：
1、先知先觉的真正造反者，这部分人是极少数，但他们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斗士，是反独裁、反专制、争人权、争自由民主的时代英雄。他们对文革前17年的中国社会就极端不满，特别是对毛泽东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是极力反对的，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这些人的典型代表如湖南的报人刘凤翔、北京大学新闻学系学生林昭，在毛发动的反右运动中都被打成右派；文革运动一开始林昭就成了文革运动的反对者，刘凤翔则趁机组织“右派”们起来造反。此二人最后都在文革中惨遭杀害。另外的一些人，如辽宁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江西的中学生李九莲、吴晓飞，女教师周海媛；湖南的中学生杨小凯，北京的青年工人遇罗克，女大学生王容芬；上海的青年工人刘文辉、王申酉，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吉林的史云锋……等等，他们都是因为反对文革，或者因为反对毛泽东、林彪、或者是因为写了不同观点的文章，都先后被捕入狱，除杨小凯、王容芬二人被判刑十年外，其他人都被杀害了。这些都是优秀的青年男女，是时代的先驱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人民是会永远怀念他们的。
2、激进的造反者：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青年教师、青年工人，也包括少数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是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是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在他们的领导下能汇集一大批造反者。这些人在文革前受过多年的“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教育，相信毛泽东“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论断，认为中国已经面临这两大危险，如果这样，中国就会出现“千百万人头落地”，工人和农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同时相信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负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正是在这种毛氏共产思想的教育下，使他们渴望在阶级大搏斗的风雨中建功立业，为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现在文化革命爆发了，正是激发起他们革命热情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个时机，认为献身革命的时机到了，因而勇敢地起来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走上了一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道路，终于成了被毛泽东、江青等人利用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这些激进的造反者在全国各地都有，下面有一大批追随他们的积极份子。他们的典型代表人物，如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珍、谭厚兰、陈永康、李冬民、刘诗昆；上海的潘国平、王洪文；西安的李世英、姚连蔚；郑州的党言川、武汉的朱鸿霞；湖南的叶卫东、唐忠富；四川的廖伯康、邓自力、张鲁、周孜仁、董继平；山西的陈永贵；广东的武传斌；广西的刘振林、熊一军、曹东锋、朱仁、曾春生……等等。这许许多多的造反派领军人物中，他们走上造反的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忠于毛泽东和共产党，因而他们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力图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世界，以建立他们所理想的“共产社会”。因而在文革运动的发展演变中，各地造反派的共同之处，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按毛泽东的教导办事，力图打倒本单位，本系统乃至本地区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立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正是由于他们忠于毛的思想，按毛的指示造反，在文革初期他们都曾受到毛泽东、江青等人的支持和利用，成了毛、江等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先锋力量，而干出了不少错事和蠢事。特别是其中的王洪文，后来成了江青集团的骨干成员，受到了毛的重用，坐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宝座，成了造反派中最大的受益者。另外一些人，如北京的所谓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珍、谭厚兰等和其它各地类似的人，在文革初期的短时间内曾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受过磨难，也出尽风头，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领军人物。但随着毛泽东对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在左右形势，到了1968年夏季，造反派被他抛弃了，许多人都被贬到农场和边疆劳动，从此销声匿迹；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又有一些人〔当然王洪文是罪有应得〕受到查处判刑，这是一个颇令人质疑和深思的问题。
3、为自身权益的造反者：这类人也属社会的弱势群体，如各种类型的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外包工、大饥荒时期被下放的职工，被遣送到农村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支援内地建设的沿海和大中城市职工等。在文革兴起之时，这些人也起来造反，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主要是进行经济斗争，要求得到平等合理的经济待遇，或者要求复工、复职，或者要求转为正式职工，或者要求返回城里……等等。这显然都是合理的要求。但他们都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目的，是弱势群体争取自身合法权益而起来造反的。
在这些造反的人群中，较有影响的，如在北京建立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国红色造反兵团”（简称“全红总”），上海的“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还有打着“全国”旗号的“全国上山下乡革命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这些造反组织起于1966年的冬季，在1967年的1月达到高潮。他的代表人物曾一度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接见和支持。但很快“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发现这是在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不能容许这样的造反，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宣布对这些“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这些组织也很快被压下去了。其实这些人的处境和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是弱势群体，是好人在为自身权益而造反。
4、造反派中的随大流者：这是一些容易随风而变或是闹着贪玩的人，文革之初，他们跟随单位和地方领导转，唯领导的命令是从；当工作组到来时，矛头对着领导，或者是把那些不听话者打成“反革命”、“右派”时，他们又是跟随工作组的指挥棒转。在地方当局和工作组打压造反派时，他们是保守派的基本群众。而当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得以翻身而兴起之时，他们就反戈一击，退出保守派而加入到造反派中来了，也称自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到了1968年，毛泽东和江青抛弃造反派，各地造反派受到镇压时，他们又会反戈一击退出造反派，加入到得势的一方去了。用“墙头草，风吹两边倒”来形容这些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这些人的本质并不坏，而是那个年代那种形势造成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和信仰的人，在那个所谓“革命年代”，社会生活的单调和枯燥乏味到了极点，这些人为了追求好玩，向得势的一方靠拢并投入其中，是十分自然的事。只不过他们在反戈一击后，批斗起原来的自己人时，那种积极的样子，那股异常凶猛的劲头则是不为人所取的。
5、趁火打劫者或者干坏事的人：此种人是极少数，从来就不是造反派的主流，仅是造反过程中的某些个别现象吧了。
在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动乱或政治运动中，此类人等都是不可避免会有的。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当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时，便会想跑到赵太爷等大户人家里去“革命”发财，抢一点“元宝”、洋钱、洋纱衫一类的东西。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当中国的共产革命初起之时，毛泽东也曾在讲话、报告和文章中多次谈到阿Q，认为阿Q的行为也叫“革命”，他多次提到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事，他要“教育全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准许别人革命”。把阿Q的行为也称之为“革命”，这与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所充分肯定并热情赞颂当年的湖南农民“痞子运动”是一样的道理。
既然毛泽东都认为像阿Q这样的“抢点东西”也叫革命，这种人在文革中自然也不会缺少的了。造反派中确是有这样的人，打、砸、抢、发不义之财，那是存在的。他们的所为给造反派的脸上抹了黑，有损于造反派的声誉，但绝非造反派的主流，这是应区别清楚的。
综上所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现象。在文革中造反派们反官僚、反独裁、反迫害、争人权、争民主自由，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而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运动中，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缺乏法治观念，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派性膨胀，唯我独尊，以至出现武斗、打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问题的造成，也是那个历史条件下所特有的，而且那也是由毛泽东、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和影响所致，没有他们的组织和指挥，没有毛泽东随心所欲和反复无常的胡说八道，这些问题绝不会出现的。因此，这个责任应该算到毛泽东、江青等人的头上。造反派们的错误比起“联动”和保守派们的“破四旧”，毁文物古迹乃至杀人放火来说，其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是微不足道的。
就是在今天，“造反”和“造反派”也仍然是需要的。造错误的反，造独裁专制的反，批判他们，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当今的社会仍是独裁专制的社会，贪污腐败上轨道、成系统，贪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弱势群体权益受到侵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社会的和谐，为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必定要改造这个社会，对社会上的腐败和各种丑行进行揭露和批判，也可以说是一种造反，这是永远需要的。当年造反派们的许多举动，特别是他们的造反精神，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值得今天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弱势群体学习的。当然，今天社会条件下的这种“造反”应该是和平的、理性的，不能像文革期间那样被人利用，或者变成派性之争，更不能像过去农民起义和共产革命那变成为暴力和流血的杀戮。
六、关于文革中的保守派问题：
激进和保守，这是矛盾对立体中的两个方面，是互为对立，又互为依存的。这激进与保守的两派之争，可以说是贯穿于文革的始终。
文革初起之时，当有人起来的批评单位党委，造党委的反，其后又造工作组反，一些所谓忠于党，唯上级之命是从的人站出来，声称单位党委就是党，工作组是经党中央批准派来的，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就是“右派翻天”，就是“反革命”，必须要坚决的“打击和镇压”。结果一些带头造反的人受到打压，轻则批判斗争，重则抓捕判刑。文革之初那种枪打出头鸟的手法，那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下所为的。
其后毛泽东、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支持造反派，为被抓捕的造反派平反，造反派很快得以翻身，到1966年底，“造反”成了最响亮的革命口号。从1967年1月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出现了夺权斗争，造反派夺了权，他们“胜利”了，两保守派垮台了，其成员纷纷反戈一击，投入到造反派的队伍中去了。
到了1967年的2、3月间，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出现了“镇反运动”，致使一些造反派组织被砸，负责人被抓捕。此时一些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出于个人或集团的权益，他们不愿失去自己的权力，再次扶持保守势力来保护自己，打压造反派，使造反派再次陷入困境之中。
由于全国性的“镇压”，造成了文革将结束的局面，有恢复旧秩序的趋势，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从而引起了他的警觉。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此时尚未达到，为了使文革能深入下去，他必须继续“运动”群众，才能使文革按他的要求继续下去。于是他又发起了“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并把前一段“镇反”打击造反派的罪责全部推到那些对文革不满的几个老干部身上，指责他们是搞“二月逆流”，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为此毛泽东再次为被打压和抓捕的造反派平反，使造反派再次翻身，声威大震。由此，他们对毛泽东感恩戴德，也促使他们的造反精神更为激进。
然而此时的形势已非1966年冬和1967年1月的形势了，此时一些地方党政军干部和原来的保守派骨干成员，他们总结了文革以来的经验教训，此时的他们也敢于“造反”了。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那些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对准造反派；他们诬指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是“牛鬼蛇神”的后台，是支持“右派翻天”，是支持“反革命”。此时的保守派在各级执政者的操纵下，对造反派的打压步步升级，从1967年夏天开始的用石头木棍围攻造反派，发展到用刀、枪，调动农民进城围攻；到了1968年则变成了调动部队与地方民兵，配合保守派联合围剿，把造反派当成“反革命”，“反共救国团”而大肆围歼，随意抓人、打人、杀人、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如1967年冬在湖南一些地方，对造反派的围剿，1968年春夏在整个广西对造反派的围剿，大规模的杀人，这是全国最典型的案例，这种大屠杀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动用军事力量支持坏人而发生的凶杀案。
如果说造反派有派性，他们也曾有过乱斗人以至打人的情况， 但与保守派及文革初期北京那些老红卫兵打死人、乱杀人来说，那是远远不能相比的。造反派们的所为仅仅是派性，是激进，是唯我独尊的表现，仅是犯错误的问题，但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的胡作非为则是凶杀案，是刑事犯罪的问题了。
一个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实是，所有的保守派都是官方组织的。如文革初期的1966年，这些保守派组织不论是红卫兵还是工人赤卫队，都是当时的地方党委或工作组组织操纵的；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特别是1967年的“一月革命”后，这些保守组织纷纷垮台了，但到了1967年的4、5月份，随着造反派等第二次被打压，地方军区和仍在掌权的党政干部重新支持保守派，称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新与造反派对抗，出现了异常复杂与残酷的斗争形势，这一切都是地方党政军掌权者和保守派中的少数坏人挑动起来的。此时保守派中的少数人随意抓人、打人、关押人、杀人，已到了残忍无比的地步，简直是丧失了人性，成了狼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凶恶豺狼。
在整个文革运动中，起破坏作用最大，胡作非为最甚者乃是各地的保守派，他们所干的一切坏事，如打、砸、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生产，随意抓人、打人、杀人，都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体现了当权者的意志，体现了政府的行为，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
当然，就整体而言，保守派中好人也是大多数，坏人也只是极少数。它的基本组成人员是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有少量大、中学生，一些人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的还是各方面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向来是所谓“安分守己”的“老实人”，是唯上级之命是从的忠实执行者，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正是这样的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多年来狼奶教育的成果，在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者的鼓动下，为了打击“阶级放人”，什么坏事，乃至随意杀人都成了他们的“革命行动”，这完全是狼奶教育的恶果。
文革期间笔者在广西，耳闻和目睹了广西保守派中少数坏人的滔天罪行，在他们身上完全暴露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与狼奶教育的典型特征，什么凶恨残忍的坏亊这些人都干得出来。他的典型代表人物，如桂林市的曹铁军、陈秉德，南宁市的颜景堂、廖炜雄，平乐县的朱秋麟、林炳刚、莫世奏，临桂县的胥明徳、韦英豪，阳朔县的蒋彬、黎咸称，全州县的黄天辉，宾阳县的王建勋、韦善强，蒙山县的谭钊奇，武宣县的黄堷刚、王春景，罗城县的段志英、崔永祥，上思县的段振邦，贵县的覃锡明……等等一大批为非作歹之徒，这样的人在广西各地都普遍存在，全国各地也都会同样存在，只是数量之多和残忍之程度远比不上广西罢了。
七、文革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定的思想文化相关的，也总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文化精神生活。文革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作品，表现了那一时期的特征，是那一时期人们精神生活空虚与受毛思想的毒害而导致疯狂的集中表现，也是颇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所为的，是他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在中国的发生等等的论断，因而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是他从列宁、斯大林那里批发来的，并且经过了他的创造与更新，使之成了更为荒唐与恶毒的封建法西斯桎梏。
毛的这些思想，被他的吹鼓手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大加吹捧，把它称之为“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为了获取毛的信任，林彪更是对毛大表“忠心”，把毛泽东的话说成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在全国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汇编“毛主席语录”，全国人手一册，号称“红宝书”，加上大街上的红色标语，成了壮观的“红海洋”，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绝后的。
文革中只有毛的思想，其他的任何思想都被视为异端邪说。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乃至尚失生命，遇罗克、陆洪恩、刘风翔等许多人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切。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切丑事，坏事乃至随意杀人都可以发生，并且都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还要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怪事。
在思想文化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所遭受到的损失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诸如文物古迹惨遭破坏，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国外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都被斥之为“封、资、修”的大毒草而遭到查禁或销毁，一些优秀的传统古典剧目、民歌。抒情歌曲等等，都被禁演、禁唱。代之而起的则是什么革命样板戏、革命文艺、革命歌曲，乃至毛泽东语录歌、林彪语录歌、造反歌，更为可笑的是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都被强制成为那一时期人们唯一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一切都是在愚弄人民，进行奴化教育，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由此造成的结果，自然是会使人们的精神变成空虚而愚昧，一旦与某些国人的劣根性相结合，使之心灵扭曲而走向疯狂，什么样人世间的坏事和蠢事、丑事都可以干得出来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事倒在文革中是太多、太多了。
结束语：
以上提出的七个方面的问题，只是笔者的一些浅见，是很不成熟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引来各方人士的宏论以促进文革史的研究。当然，文革中值得研究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如有人提出的“三年文革与十年文革”之分，“人民文革与官方文革”，“‘揪军内一撮’的来源和影响问题”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派系之间的合作与斗争”，“文革时期的工农业生产”，“文革时期的文化教育、医药卫生”，“ 文革时期的对外关系” ，“文革时期的大民主”……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文革史的研究已成了当今社会一个重大的课题，是一门学问，国人只有认真深入地进行研究，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永远不再被那些大大小小政治骗子的欺骗而上当，永远不会再出现文革一类的事件，我们的国家才能迈向一个宪政民主的和谐社会，国人才能有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可言。
作于2009年10—11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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