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被捕的，依“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刑满释放。名义上“释放”，但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强迫留场，继续改造。对外讲，这些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叫“就业农工”，但就业人员却给自己起了另外一个“雅号”，叫做“二劳改”。管教人员在公开场合一般不这样称呼我们，但他们私下谈话或者当他们训斥某个就业人员时，却经常把“臭二劳改”挂在嘴边。从“二劳改”这个“雅号”我想人们不难理解劳改就业人员的处境是怎样的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十五号文件”公布以后，对错划“右派”开始改正，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的犯人也开始平反，但这样的消息在劳改队和刑满就业人员队伍里是被严格封锁的。我的一个在山东省统计局工作的姐姐，从七八年十月到七九年九月，前后给我写了十几封信，告诉我这一消息，但我一封也没有收到。就业人员来往的信件必须经管教人员检查后才能收到或发出，若来信中有“不利于就业人员的改造”的内容或寄出的信中有泄露就业人员队伍内部情况的内容，则一律不能收到或发出。但按照就业人员的管理条例，就业人员每二年可享受一次探亲假，当然，真正能享受到这一待遇的只有那些所谓“积极靠拢政府”并且探亲回来后能给管教干部带来礼物的人。
有一位家住北京市的就业人员获准回家探亲，回来后把关于“右派”改正、平反的消息告诉了我，他还带回来一张刊有这方面内容的报纸给了我。我拿着这张报纸就去找了管教干部常指导员。我说：“报告常指导员，我要请假回家探亲！”他说：“你又没有父母、老婆孩子，探什么亲！？”我说：“我要回北大要求右派问题改正、平反！”他嘿嘿冷笑两声：“你还想平反？！好罢，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答复你！”
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全中队二百多就业人员的大会。常指导员在大会上说：“今晚开会没有别事，陈奉孝要求请假回北大平反。陈奉孝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右派头头，又是”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首犯，在出国叛逃时被当场抓获，在劳改、就业期间，一贯不认罪、不服法，顶撞干部，抗拒改造，这样的人还想平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忘了你是干什么吃的了！”我一听这话，火立刻就顶到了脑门上。我马上站起来说：“报告常指导员！根据就业人员的管理条理，每个就业人员都享有二年一次探亲假的权利，我就业七年以来，一次也没有享受过探亲假。右派改正、平反是国家的政策，这次我要求请假回北大搞平反，如果我平不了反，那我就趴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我也把话说绝了。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刚才陈奉孝说的话你们大家都听见了，象他这样的反改造分子，本来不应该给他假，不过这一次我就破例给他假，看他能不能平反，他会不会趴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
第二天一早，他就让人把我的判决书在黑板报上抄了出来。在他看来象我这样“罪行严重”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平反的，不论我平不了反，灰溜溜地回来，或者真的趴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他都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典型来“教育”其他就业人员。说实在话，究竟能不能平反，我心里并没有底。不过粉碎“四人帮”后，我已预感到中国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国家今后仍然继续执行毛泽东在世时的那条极左路线，我平不了反的话，我也就不想活了。二十二年的折磨和屈辱，十多次被死神召唤，我总算侥幸活下来了，如果“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继续压在我头上，我上无父母，下无妻子，再连狗也不如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当时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的“右派”同学们的意料，我到北大后十九天“反革命”问题就平了反，而且平的特别彻底。我的平反裁定书内容共有三条：
一.撤消原判；
二.宣告无罪；
三.工龄自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算起。
此外没留一个字的尾巴。当时不少“右派”同学的平反裁定书上都留了一条长长的尾巴，因此大家议论，即使我的问题能平反，在平反裁定书上恐怕也要留下比别人更长的尾巴，因为我当年犯的“错误”比别的同学要严重的多。从裁定书上看，一个字的尾巴也没有留，干净利索。为什么？我不解，大家也不解。
不管它那些，我拿到平反裁定书第二天就起程返回了农场。我匆匆忙忙回去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我要立即把户口迁出来，以免时间久了，夜长梦多。要知道，刚开始搞平反，劳改队的干部的抵触情绪是很大的。由于多年来共产党的政策朝令夕改，一般老百姓都担心，今天搞平反，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第二，我要回去教训一下姓常的，你不是当众说我不可能平反吗？我不但平了，而且平的彻底。可是当我回到农场时，姓常的躲起来了。
为迁户口，我在农场一共住了三天，一直没有见到他，可黑板报上抄的我的判决书，虽经日晒雨淋，却仍然依稀可见。
我拿着户口返回北大，等待“右派”问题改正，可是一直等到一九八零年七月，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也没有改正下来。当年凡是“右派”后来升级为“反革命”的，都是“右派”问题先改正，然后“反革命”问题再平反，而我却恰恰相反，“反革命”问题首先得到了彻底平反，“右派”改正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定的调子是反右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既然反右是正确的，当然就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不予改正，否则就不能说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当年大学生中，“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的风源是北大，北大应该留下几个“右派”不予改正。可是北大学生中的“右派”基本上都改正了，就连赫赫有名的谭天荣、龙英华、张元勋等人都改正了，那么留谁呢？数来数去恐怕就只能留我了。当时我的名气虽然没有上述三人大，但我的问题的性质却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我一直是在北大“右派学生”中间搞组织活动的。
我想留在北大。当时在北大流传着法律系王铁崖老教授的一句话：“宁要一个改正右派，不要五个工农兵大学生（因为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都是因为政治条件好被保送的，有的甚至连初中水平都达不到）”。系里也有这个意思。可是我必须回内蒙取回我的落实政策的指标，因为根据“五十五号文件”的规定，“右派”改正、平反后，应由本人现所在地的县（区）级人民政府协同统战部门负责安置。乌兰农场属内蒙扎赉特旗管辖，我的落实政策指标在扎赉特旗，我必须回扎赉特旗将我的指标取回来，才能在北大留下。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八零年七月，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就给我开了一个既不是改正裁定，也不是证明之类的书面东西，内容是：“陈奉孝同学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但鉴于他当时年青，又经过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转变，建议陈奉孝的右派问题给予改正。”并补发了毕业证。我就拿着这样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回了扎赉特旗，想取回我的落实政策指标，想不到这可难了。这倒不是因为我拿的这个东西写的不好，而是因为边疆缺人才。扎赉特旗统战部长得宝（蒙族）对我说：“老陈啊，您不能走，我们这里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急需人才，您是北大毕业的，应该留在这里为扎旗作点贡献。”他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不干，可他说什么也不把指标给我。就在这时，扎旗教育局长李仁兴（汉人）找到我，首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张淑敏。她原本是北京的一位下放青年，因为北京话讲的好，七五年在扎旗二中（蒙族学校）当了教师，她的父亲还是北京邮电科学院管后勤的领导。她也办好了返城的手续，准备回北京。我们认识后，我发现她非常纯朴善良，人实在，心眼也好，我很喜欢她。我虽然比她大十四岁，但她对我也很满意。但她是一名预备党员，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李仁兴局长首先做了她的工作，只要她同意先留下，我就走不了拉。就这样，一半是自由恋爱，一半是拉郎配，我们结了婚。我成了扎赉特旗三中的一名数学教师（扎旗没有大学）。当时还定了一个“君子协定”：在扎旗贡献三年后再回北京。我的“右派”问题也就当作已改正处理了，并按照“五十五号文件”的规定，给我补发了二十个月的工资。
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过去的二十二年，被折磨、受屈辱、没有半点人的尊严，现在终于能够被当作人来看待了。恢复了人的尊严，有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小家庭，我也象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很容易满足的。可是时间一久，我感到长期在内蒙呆下去不行，因为扎旗是一个蒙汉混居的地方，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我们两个在这里举目无亲，再加上张淑敏又有严重的关节炎，内蒙气候恶劣，我们决定还是回北京去。可是三年后再回北京回不去了，不得已在我原来的一位中学老师晁瑞甫先生的帮助下，于一九八三年调回了我的老家潍坊市。一九八四年我的“右派”问题才得到了改正。
自从我落实政策后，凡是遇到我的同学和朋友，谈起我的遭遇，都劝我一定要写下这段经历，可是我始终没有动笔，为什么呢？第一，我害怕回忆。我不愿意再去触摸自己过去的伤口，再引起心灵上的痛苦；第二，我是学数学的，从未写过什么长篇的东西，我的文笔不行，怕写不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怕因为我写这些东西会给我的老婆孩子带来麻烦和不幸。说实在话，我并不害怕再次被投入监狱，我有过面对死亡的经历。我本来早就应该死在劳改队里，所以能活着出来，不过是侥幸罢了。我把一切都看开了，包括生与死。我只担心因为我万一出了事会伤害到我的妻女和朋友。可朋友们说，现在时代变了，你要写的是个人的经历，目的是警示后人，只要不触犯到现政权，五七年的历史不会重演了。这次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不少当年的同学也劝我写。都说：你的经历最复杂，经历的劳改单位也最多，受的磨难也最多，你是从五七年到“文革”结束这二十年有关中国劳改队的情况留下的一个活档案。你应该写下来留给后人，即使目前在国内不能发表，在国外或以后在国内总能发表的。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现在开始写。我想，等我写完发表的那一天，妻子也该退休了，女儿也长大成人了，她们能理解我的，如果我真的因此而遭到不幸，她们精神上能承受得了的。
不少人还问过我：“你恨不恨当年那些整你的人？”我说：“我谁也不恨，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当年整人的人，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整的更惨，象吴晗是当年反胡风和反右派的急先锋，在‘文革’时还被整的自杀了呢，他恨谁呢？当年的同学并没有谁整过我，至于发言批判，那不过是例行公事。那些曾经出卖过我的人，我想也是出于不得已，我恨他们干什么呢？至于那些在劳改队里折磨过我的人，我只可怜他们的愚昧和无知，不值得恨。”我说这话，许多朋友都可以作证。
愿此书的出版能慰惨死在劳改队里的顾文选、张锡锟、刘奇弟、贺永增、林召、黄宗羲等同学和任大熊老师以及二十年来被无辜杀害和折磨死的难友们的在天之灵！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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