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长水河农场二分场和六分场
10.1.军管会主任金参谋的训话. 我对“文革”发生的初步思考
我们这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码头监狱严管队的犯人首先被送到了长水河农场二分场。这里的二分场也和兴凯湖农场二分场一样，关押的基本上全是一些“历史反革命”，而我们这个严管队，虽然人数仅有百人左右，却是五花八门，犯什么罪的都有。为了不让我们跟原来的犯人混杂，单独给我们腾出了一排监舍，并严令我们不许串监。
两、三天后，军管会招集二分场的全体犯人训话，训话的是长水河农场军管会主任金参谋（朝鲜族人）。他开口就说：“反革命们！坏蛋们！文化大革命没有你们的事，也没有你们的份！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听清了没有？！”全体犯人一致大声喊：“听清了！”金参谋这几句简短的训话就象刻在了我脑子里一样，我敢保证，以上写的与他当年讲的一字不差。
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我们的事，也没有我们的份，这倒也好，大家吃完了饭就在监舍里下棋、打扑克，有些刑事犯就围在一起讲一些下流故事，而我就整天看报纸。干部们偶而来看一看，嘱咐一下犯人中的“积极分子”，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向政府汇报，不多会就走了。这两个来月的时间是我自被捕以来感到最轻松、最“自由”、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间，既不用出工干活，也没有管教干部整天盯着你，找你的麻烦，除了肚子仍然吃不饱以外，那简直过的就是“天堂”一般的生活。
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我对每天的报纸是逐字逐句的细读，边读边琢磨。我开始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经他这么一号召，全国人民一下子就起来了，而且矛头直指各地的党政机关。我的初步结论是，“文革”所以能发动起来，除了毛泽东本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望（这是多年来由他的同辈们宣传对他的个人崇拜的结果）外，是有两个矛盾作基础的。第一个矛盾是共产党上层派别斗争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他与刘少奇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整个“文革”期间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第二个矛盾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就第一个矛盾而言，因为我非常注意看报，从六二年开始我早就觉察到了，特别是在六三年看了有一天的“黑龙江日报”上并排登了毛、刘二人一样大的照片，下面还有伊春市人民在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我就预感到毛、刘二人的矛盾迟早要激化。事实上，六二年以后，各大局的党委一、二把手基本上都是刘少奇的人，在政治局里，刘的人已占了上风，毛知道要想单纯利用党内斗争，举手表决的办法，恐怕难以将刘少奇整倒，因此他利用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借助于发动群众这种非法手段把刘少奇打垮。至于第二个矛盾，毛泽东在六二年早就说过：“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但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各级党政干部已慢慢变成了一个欺压老百姓的官僚特权阶层，这恐怕是事实。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即干群之间的矛盾在“文革”前只是潜伏着，“文革”一开始，这个矛盾立刻爆发出来，各地的群众造反运动把矛头首先指向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这一点就是证明。
毛泽东的个人性格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具有浓厚的封建帝王的专制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也很重。他看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敏锐和深远的。对于共产党最初为穷人打天下，到取得政权后慢慢变成了统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一点恐怕他早就觉察到了，他想利用发动群众的形式来解决这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好象是解决了，刘少奇被打倒了，但第二个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下也不可能解决），却给整个国家造成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混乱。但有一点他却万万没有料到，那就是正是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最后彻底摧毁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摧毁了人们过去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任何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崇拜。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达到他自己说的“反修”、“防修”的目的，恰恰相反，却给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用“文革”时的说法就是全面变修）打下了思想基础，今后中国谁要想让人们再回到他那个年代的思想精神状态去，恐怕是不可能了。
10.2.凶神恶煞黄管教.一张文革小报引起的风波
我们在长水河农场二分场，实际上是一种暂时性寄押，到了三月底，天气渐渐缓和了，便被调到了总场场部所在地六分场，在这里就没有象在二分场那样自在了。首先，必须每天出工劳动，其次，派了四位干部来管理我们这个严管队。一位是姓张的指导员，五十来岁，此人还比较和善，很少跟犯人吹胡子瞪眼。听六分场的老犯人讲，张过去当过刘少奇的警卫员，“文革”一开始他就被下放劳动过，不久又回来了。第二个是黄管教，这个家伙简直是一个凶神恶煞，见了犯人就恨的咬牙切齿，尤其是对“现反”，他一开口就先背几句毛主席语录，什么“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许你们（原话应该是‘他们’）规规距距，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愿意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是有的，那也无关大局”等等。而且也象那位金参谋一样，给犯人训话，一开口就是“反革命们！坏蛋们！”有一半以上的犯人都被他用小绳勒过。另外还有一位姓刘的队长，三十来岁，也很凶，一位姓杜的小青年干事（劳改干部子弟，十八、九岁）。
我们这个严管队里有一个叫马维智的“现反”，收到他北京家寄来的一些日用品，这些日用品是用一张红卫兵办的小报包着寄来的。年轻的杜队长因为刚参加对犯人的管理工作，缺乏经验，大概“警惕性”也不高，他打开包看一看，没发现什么违禁物品，就用原来的那张小报把东西包起来给了马维智。就因为这张小报，闹了一场风波。
原来那张小报上登着一条惊人的消息：刘、邓路线的二号头子邓小平刨腹自杀、陶铸自杀、罗瑞卿跳楼摔断了腿、王光美跳楼自杀未遂、杨尚昆自杀未遂等等。显然登的这些东西真假难辩，现在知道只有陶铸自杀和罗瑞卿跳楼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那时红卫兵办的各种各样的小报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犯人出工干活有时都能拣到。人被关在监狱、劳改队里，对小报登的这些内容的真假，当然不清楚，但越是不清楚就越感兴趣，于是犯人们将这张小报纷纷传着看，结果不知被哪个想争取“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黄管教。
黄管教这家伙他不去批评杜干事，却把全队的犯人召集起来追查都有谁看过这张小报，硬说犯人想借着看这张小报的机会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组织“暴动”，并且要追查“黑后台”。那年头不论社会上还是劳改队，只要发生一件屁大的事，都要追查“黑后台”。一追查“黑后台”我就首当其冲，这是由我的那张倒霉的判决书决定的。可是自从我侥幸躲过了因写日记而可能带来的杀头之祸后，我变的非常老实，言行非常谨慎。从报纸上我看到象中央领导那样的人物说被打倒就被打倒、说被整死就被整死，从陆续进来的犯人那里也知道，目前社会上武斗成风，每天被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全国实际上处于一中无政府的疯狂状态。在这种时候，整死一个犯人不跟捻死一个蚂蚁一样！所以我特别小心，一天除了吃饭、干活、看报纸以外，很少说话。别的犯人在干活休息时或是在饭余之后，经常聚在一起闲聊，我都躲的远远的，这张小报也是在别的犯人传着看时，我从旁边瞧了几眼，我并没有拿到手里看，也正因为如此，姓黄的这家伙想借机把我打成“黑后台”的企图没有得逞。不过许多人却遭了殃，让他用小绳勒起来、吊起来的犯人有十来个。
黄管教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这家伙原来只是一个小干事，“文革”一开始他成了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为了表现自己“阶级觉悟高”，“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的紧”，因此他总想能从犯人当中挖出一个什么“反革命集团”来，这样他不就立了大功了吗？有了“功劳”才能往上爬呀！后来还是那位张指导员比较通情达理，从中作了工作，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因为这件本来没有的事如果闹大了恐怕连小杜干事也要受到军管会的批评和处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姓黄的这家伙看起来很凶，见了犯人咬牙切齿，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甘愿抛头颅撒热血”，其实这家伙是一个说大话的怕死鬼。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两个犯人金宝祥和王宗昌在工地干活时打架动了铁锹，晚上他主持开这两个犯人的批斗会。会开了不一会，他刚讲完了一些共产党员不怕死的大话，突然停电，监舍里一片漆黑，这家伙“蹭”的一下就从窗户跳了出去，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兴凯湖劳改农场严管队来的，他怕万一这里面有哪个被他收拾过的不怕死的亡命徒，趁着断电看不见的机会对他下黑手。
10.3.“文革”中对犯人的加刑风
六七年在长水河六分场，犯人的劳动主要是修一条战备公路，因为那时已把“苏修”当成了头号敌人，美帝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战备公路据说是从满洲里直到南方的广州。在关内实际上许多主要公路（国道）早已有了，而黑龙江的公路却非常落后，绝大多数是一些土路。这条战备公路有一小段正好穿过长水河农场六分场，我们的任务就是修这一小段。路正好穿过一个小山包，因此我们干的活就是用打眼放炮的办法把山包上的土和石头炸开，然后用小车推、肩膀抬的办法将土和碎石头运出去，垫低洼的地方。活虽然很累，但犯人们却得益非浅，因为开山时挖出许多党参，犯人就用水洗洗，回监舍后用饭盒煮煮吃。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我每天中午在工地休息时就拣许多党参，用一个劳改褂子包起来带回去煮着吃。落实政策后，谈到这一情况，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说：怪不得你虽然受了那么多折磨，但身体依然这么好，原来是吃党参吃的。我说“我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的”
在出工、收工的路上，我却看到了不少新闻。因为六分场是总场场部所在地，干部特别多，经常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队伍游行，有的打着这个“战斗队”的旗子，有的打着那个“战斗队”的旗子，还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队伍互相对持、辩论的场面。后来听说他们之间还爆发过武斗，但我没有亲眼看见。
这一年对犯人来说有个好处，因为全国乱成一锅粥，劳改单位也不例外，干部们都在打“内战”，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管犯人，对犯人只是加强了警戒，以防发生暴动之类的事情，至于犯人内部的一些事情也就无暇多管了，出工、收工完全由看押的解放军说了算。在野地里站岗看押犯人实际上是一件苦差事，因此出工一般比过去晚，而收工一般比过去早。过去解放军看押一般都是四个人，拿的都是冲锋枪，而现在增加到六至八个人，而且还增加了机枪。
从劳动方面来说，这一年可说是最轻的，但从精神方面来说，压力却感到特别大，我要处处加小心，以免被人抓住把柄。我知道自己不同于一般犯人，由于我的判决书的关系，我一直是被管教干部“另眼看待”的。这一年被加刑的犯人特别多，因为到处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口号和标语，而且天天要背语录，大唱革命歌曲（主要是语录歌），有人因为不小心把标语写错了一个字，口号喊错了一句话而被加刑的人很多。我举几个例子。
有个叫张耀臣的犯人，在站队喊“打倒刘少奇！拥护毛主席！”的口号时，有人检举他说，他喊的是“拥护刘少奇！打倒毛主席！”，这还了得！他不承认，说检举人听错了，报复他。说实在话，这样的口号因为要连着喊几十遍，而且是一句连着一句的喊，究竟是喊错了还是听错了，很难搞清楚，即便是真的喊错了，恐怕也是无心的。张耀臣是犯人中的一条癞皮狗，人人都讨厌他，现在既然有人证着他，他再辩解也不行，用旧社会一句话来说，叫作“好汉死在证人手里”。幸亏他是一个一般的刑事犯，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象我这样的“现反”身上，脑袋非搬家不可，对他只加了十年刑。
再一个就是有个叫罗景玉的犯人，因为铺板底下有一些大缝子，他就用一张报纸垫在褥子底下，被别的犯人检举了，结果被加刑六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报纸上有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但是在“文革”期间，尤其是在六七年，哪天的报纸上没有毛泽东的照片？谁能料到会因为这种事情遭到加刑呢？
再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叫宋英超的犯人，他不是我们严管队的，他是原六分场的老犯人，云南人，字写的很好。有一天场部革委会张主任（此人原来也是牡丹江哈达农场的一个小小的管教干事，在“文革”中靠造反一直爬到了农场革委会主任的位置）叫他用银粉模仿林彪的笔迹写一个大宣传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林彪的语录），用玻璃框镶起来挂在一进六分场的大门的墙上。他在用铅笔打底稿时，不知是一时思想溜号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把“舵手”的“舵”写成了华佗的“佗”，在旁边看他写字的人发现了，对他说这个字写错了，他吓的够呛，赶紧用橡皮擦掉改过来。等他写好，涂上银粉，用玻璃框镶好挂起来，看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好的。可是有人汇报了革委会张主任，说他在打底稿时故意将“舵手”写成“佗手”。宋英超想否认也否认不了，因为有好几个人都看见了。于是立刻将他带上手铐脚镣关进了小号，最后被加刑十年。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你向谁去伸冤说理呢？幸亏“佗”字与林彪语录的原意无什么抵触的意思，如果是将“舵手”写成了“他手”，说不定他连脑袋都保不住。在那个年头，因为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用带有毛泽东的照片的报纸糊铺板、糊墙、包东西、裁成纸条卷烟抽、解手擦屁股等被加刑的人举不胜举。
作家柏杨先生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谈到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内斗。柏杨先生对中国人人性的弱点的观察和分析可以说是做到了入骨三分。不仅中国的上层政客们喜欢内斗（毛泽东就是一个喜欢内斗的最典型的例子，他自己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嘛！”），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内斗，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喜欢内斗，甚至连被关进监狱和劳改队的犯人也喜欢内斗。中国人真是可悲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