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在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根源的探索中，主要是从体制和政策的角度，对其货币本源的考察很少。但是，认识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澄清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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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
雷曼兄弟破产以后，次贷危机的严峻局面导致美国政府出台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以及欧元区15国的联合救市计划。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股市暴跌，金融灾难的阴影在全世界游荡，它正演变为令人忧惧的经济衰退。这个多事之秋发生的故事被说成是市场经济惹的祸。这一误读是和经济学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误读有关。传统经济学不切实际地赋予这只万能的手一种只可意会的神奇魔力。
实际上斯密“看不见的手”只不过是说，通过在一定的规则下（包括政府干预）的市场交易，可以使成千上万复杂的、自利的，因此也是混乱的经济行为自发地协同为有序的，服务于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调节功能是一个系统的机制，它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平稳的。恰恰相反，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货币作为庞大的自行运转的价值符号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共生共存（这一点至关重要）。同时，由于经济乘数和货币杠杆的二重激励作用，金融系统必然是不稳定的、波动的，甚至出现大的涨落，这将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常态”。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产生大量衍生金融工具并证券化，金融系统将高度不稳定。这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本性。正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导致美国政府错误的住房和信贷政策，以及对金融创新监管失控。这些正是次贷危机的根源。
但是，自由市场体系的调节和配置功能仍然是有效的，它对危机会迅速反应，它不会粉饰太平，并通过结构改革把危机变成建设性的。当然，这取决于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在这里经济学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以后，经济学家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个新的经济学原理。但是，甚至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固守“货币中性”的新古典主义教条。在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中又如世界末日般惊呼“自由资本主义的衰亡”！
因此，如果把“市场原教旨主义”定义为新古典主义和那个关于均衡的定理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确意味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是经济学教条主义的终结，而不是市场经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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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布什政府提出救市计划后，财政部长保尔森在10月8日表示，不排除在必要的情况下实施银行国有化的可能。此举被媒体渲染成“美国特色社会主义”。布什总统立即戏剧性地在白宫玫瑰园发表简短声明，“这项暂时措施不是旨在接管美国的自由市场，而是要保护市场”。事实上如同市场经济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一样，政府干预经济也不存在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用，资本主义市场也可以用，而且一直在用。政府干预经济和国有化都不直接等于社会主义。如果政府干预经济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历代国家对盐铁专营也都是社会主义措施了。
国有化问题也是如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国有化”（包括资本主义的国有化）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紧接着恩格斯极其尖锐地提出：“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说得再透彻不过了，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
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是当代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缺一不可。西方国家应对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势，为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的目的，它们会侧重采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应的经济理论也会呈现不同的时尚，从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并把政府的作用压缩到最低限度的新奥地利学派，到主张强力国家干预纲领的凯恩斯主义，在两个极端之间因为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程度、形式和手段等方面的不同主张，还存在形形色色的流派。
在美国次贷危机后，西方国家采取了救市和银行部分国有化措施，如果因此而提出所谓“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如同因中国的改革开放而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样，是对经济学的无知。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推动国营企业私有化浪潮以及里根奉行供应学派观点的经济改革后，崇尚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风行全球。这被认为是这次美国金融海啸的意识形态背景。但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倒是从里根、克林顿政府时期已经开始的“提高住房自有率”，让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政策，这真的有些匪夷所思。“人人都有自住房”的这种“理想主义”导致民主党政府立法鼓励穷人置业，逼银行贷款给贫困阶层买房。其结果是“骗子贷款”如洪水泛滥，次级抵押贷款正是“两房”套利的肥沃土壤。住房债务从1974年的6800亿美增加到现在的14万亿美元！随后共和党政府则放纵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冒险和投机让次贷危机的种子疯狂膨胀，终酿大祸，并通过经济全球化震撼世界。
因此，与其说美国金融风暴是自由市场惹的祸，不如说祸端来自政府决策的失误。譬如立法鼓励穷人置业和贷款，放弃对金融市场创新的监管等等。特别是格林斯潘放纵次级抵押贷款和CDS（信用违约互换），美联储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无疑变本加厉地助长了次贷及其信用衍生产品的滔天洪水，并让次贷风险像瘟疫一样扩散到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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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的货币本源
这场金融灾难席捲全球以后，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稳健发展，国内外媒体一片赞美之声，“只有中国可以搭救全球经济”，“西方国家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等等，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共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美誉冲昏头脑，我们自己最了解鞋在什么地方夹脚。并不存在一种制度上天生的优越性可以排除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和危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做不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从本质上说，货币作为商品的属性，作为交换媒介的属性一旦确立，同一的商品交换过程就在时间和空间上割裂成对立的买和卖。马克思早在《资本论》里就已经指出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已经孕育了危机的最初可能性。因此，金融危机的产生是由货币的本性决定的。
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货币解放”过程。首先当各个经济强国放弃本国货币应与贵金属完全相等的义务，货币就脱离了自己的贵金属本位基础，这些纸就挣脱了自然力对它们的束缚而放浪形骸之外，从而打破了制约它们无节制扩张冲动的桎梏。与此同时，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不断扩大，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形式，如可转让存单、期票和债券等信用货币和金融衍生工具，这些观念的货币执行着真实货币的功能，从而一定量的货币可以推动几倍、几十倍的交易。特别重要的是股份制的普及，证券化保证大多数股东可以随时买卖所持证券，通过市场差价获利，实体经济的再生产过程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从而使大量证券作为虚拟资本停留在流通市场上，仅仅作为套利的工具扩大生息资本的投放对象，正是这个证券产生证券的怪圈，不断透支未来的利润，创造虚假财富。
“货币解放”推动了金融证券化，货币资本向虚拟资本市场集中，银行和证券资本紧密融合。一旦货币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证券化，就使得金融流通过程完全独立化，它既游离于实体经济的再生产过程，甚至也游离于现实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则运转，并带来滚滚红利。但这个独立价值符号系统又深刻地触及，并必然会以破坏性的方式影响实体经济的物质再生产过程。观念的货币执行着真实货币的功能，虚假的财富却执行着财富的功能，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不断地放大投机者的贪婪。例如，1987年10月的股票危机，美国金融市场一个普通交易日的周转额达约一万亿美元，而相应的每天国民生产总值仅仅是一百亿美元！实际资本只有600亿美元，而虚拟资本却达2万亿美元！因此，现代金融体系必然是高度不稳定的。
事情还没完，随着金融全球化过程的加深，这个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货币体系的运行已成为国际性的，由于微电子和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金融工具和交易体系，国界已不再成为壁垒。反复无常的汇率和利率，反复无常的商品价格使这个系统高度不稳定，并远离平衡态。投机、冒险和贪婪的欲望推动这些纸和资本的纸制复本在全球游荡，掀起一阵阵金融旋风，并主宰着世界经济的运行。现代国际金融体系中货币多重自我激励和放大功能，使得这个系统高度敏感，高度不稳定，波动和涨落，甚至出现灾变都是系统的“常态”，这是由货币的本性决定的。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都不可避免，我们不可能只利用现代金融系统作为经济杠杆和增长发动机的功能，而排除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们能够作到的只是在危机出现以后，尽快进行结构调整，把破坏因素转化为建设性的因素。
如果以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完全稳定，这将是致命的自负，它会麻痹我们对危机的预警能力，那么在亚洲国家曾经发生，在美国在正发生的就可能正是阁下的故事。货币的本性决定了现代金融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它高度敏感，任何一个不大的政策失误，在临界点都可能被加速放大而形成一次灾变。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美国政府的提高住房自有率的利民政策，以及美联储错误的货币信贷政策引发次贷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1997年金融危机中一些亚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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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自己的事情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程度还不高，金融创新也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中国金融业未受重创。但是，它对中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已不可能独善其身。当我们直面严重的通胀，直面银行资产结构的恶化，当我国对外投资出现重大失误，当我们的股市、房市已沦为洗钱、投机和赌博的工具时，我们离危机又有多远呢?一刻也不要忘记现代金融系统货币的本性和放大危机的系统功能。随着我国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创新的深化，这种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你不可能指望中国足球或中国女排永远不输球一样，除非你不参加国际比赛。
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金融强国，千万不要以“世界首富”自居，因为外汇储备并不直接是财富，甚至也不代表财富。中国是占全球GDP的6%，而美国占28%。我们不是次贷危机的救世主，中国也救不了世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办好自己的事情，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的稳健增长，是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好的帮助。
同时，美国次贷危机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因素在于它以明确无误的信号表明，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和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金融结构必须改革。无疑，中国将在这场结构改革中，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迅速成为席卷全球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它也同样以明确无误的信号表明，现在需要全球转变发展方式。大多数国家，首先是美国必须根本变革经济结构和美国生活方式。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只有大危机才可能积蓄起冲击旧结构的足够能量，机不可失。如果说亚洲金融风暴还只是亮起黄灯，次贷危机却向全球亮起了红灯。
改变发展方式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30年来，中国为这个出口导向型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耗竭已经达到了极其危险的关头，贫富分化和二元结构、腐败和信仰危机，道德和文化的断裂，使错综复杂的矛盾产生强大的社会张力，正考验着和谐社会的极限。被严重透支的人力资源加速人口素质的下降。中国必须革新现在的发展方式。
首先是观念的转变，只要建立起适应新发展观的生活方式，转变的阻力就会最小，就可以避免社会的扭曲和撕裂。最终世界和中国都会从危机中获益。推迟变革，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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